自上世纪中叶以来，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、手段、设备的更新，在与人的生命活动各阶段密切相关的医疗实践中，伦理、社会、法律等问题层出 不穷，如“试管胚胎”养育的婴儿长大后寻找生父的权利问题，其它人工生殖技术诞生的后代是否享有各种相关权利的问题，脑死亡条例的制订及实施问题，安乐死 与临终关怀问题等等，许多仍是争论不休，悬而未决。近几年，与人类基因组研究相关联的疾病治疗、遗传服务、克隆人以及各种人体实验所引发的诸多问题，更是 引起全球的关注。生命科学的进展，生物技术的应用，不仅向人类展现了更加美好的未来，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伦理难题。这些难题有错综复杂的因素，从深处讲， 意味着有关生命的传统思想、观念、规范、习俗正在不断受到生物医学技术的冲击与挑战，这里的“传统”不只是指沿革已久的历史性观念，而且还包括某些新技术 诞生以来的一些价值认识与伦理规范，这些价值认识并不充分，伦理规范并不完善，随着事态的发展，情境的变化，内在的隐性问题会逐步显露出来。
    
     有些人认为，生命伦理和其他具体领域的伦理一样，属应用伦理学范畴，因此只要把一般伦理学的原理拿来运用到生命领域就行了。事实上，生命伦理远非如此简 单，面对错综复杂的相关问题，生命伦理不仅需要伦理原理的指导，而且还要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和切合实际的伦理分析、判断、评价，甚至还需要对伦理原理本身 作深刻的反思与研究，以期获得伦理应对的正确而强有力的支撑。简言之，生命伦理大致有三项任务：
    
     从道德哲学、生命哲学的层面，借助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，去思考和探寻人类的根本价值理念，以此作为指导性的原理，为提出和制定原则、准则、法规提供坚实的伦理基石。
    
     通常人们谈及生命伦理的研究时，往往把道义论或功利论作为其理论基石，以此为原点再提出相应的伦理原则。这似乎简便易行，但对于日益复杂的伦理问题可能尚 嫌不足。这是因为，道义论和功利论两者各有缺陷：前者通常不考虑价值，不计较行为后果，如果将它绝对化，其原则就容易流于空泛，而且会忽视其中价值内涵的 实际变化；后者正好相反，强调价值与行为后果，但如果一味重视具体的功利性，很可能失去道德规范的意义，陷入相对主义的境地，最终导致重大价值理念的丧 失。正因为这样，在如今的生命伦理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中，人们时常会把道义论与功利论相结合，例如，在临床医疗活动中，既十分强调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， 尽其所能去抢救病人；又会考虑对具体病人救治的实际效果，从对象的生命质量以及卫生资源的经济成本去作出衡量。这两者有时可以相容而兼顾，有时又似乎很难 两全。当出现这种现象时，很有必要去寻求两种理论或原则的契合点，有时甚至可以把这类属于规范伦理的理论进一步提升到一般（元）伦理的层面去进行更为深入 的研究与分析，其中包括澄清含义模糊的概念与观念，理出冲突的价值根源，进而寻求某种价值共识，达到某个道德标准的坚实基